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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元老陈独秀寂寞晚年开除党籍定为反革命

2019/06/11 来源:湖南信息港

导读

导读:20世纪的中国,有一位至今看来仍令人唏嘘的人物——陈独秀。他一生狂浪,风流倜傥。青年时考秀才,去日本留洋;中年时创办《新青年》,执教北

  
  导读:20世纪的中国,有一位至今看来仍令人唏嘘的人物——陈独秀。他一生狂浪,风流倜傥。青年时考秀才,去日本留洋;中年时创办《新青年》,执教北大;在风气大变、狂士辈出的民国初期,他号令“新文化运动”,将中国拉进了现代的大门。而当他发现自己的力量不能施展,文化救国的方略不得实现,就干脆去创办政党……其行为之奇特,非今天的文人所能企及。章士钊称他是“不羁之马”,鲁迅说他是门口竖着的大旗,可是,他似乎注定是个反叛者,斗转星移之间,成了世人眼中的机会主义者、投降派、叛徒,关于他落寞的后半生,很多人不得而知,只知道他似乎寂寞地死在了异乡。


  “过去的,就都让它过去吧。”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忘不了父亲陈松年对她说的话,“爷爷的事情不能碰。”
  陈长璞在安徽省安庆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工作,是陈独秀三子陈松年的小女儿。已近花甲之年的她快人快语,颇有祖风。谈起家族往事,陈长璞极为谨慎,因为陈家吃的苦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完的。在她看来,“家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悲壮史”。
  靠“狗屁不通”的文章成才
  早在1926年,陈独秀的湖南好友章士钊就曾送他几句话:“不羁之马,奋力驰去,不峻之坂弗上,回头之草不啮,气尽途绝,行同凡马踣。”意思是说,陈独秀像匹不受羁绊的野马,不陡峻的坡不爬,回头之草不吃,一口气没了,路也走不通了,也会像普通的马一样倒地死去。这个描述恰恰成了陈独秀一生的写照。陈长璞虽然没有见过祖父,但从得知他的名字起,就开始通过各种途径,试图深入地了解祖父。在她看来,祖父性格的形成及日后的作为,与他童年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。
  1879年10月9日,大清光绪五年,陈独秀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城北。说起祖父陈独秀的出生地,陈长璞十分感慨,当年陈家老屋是当地有名的大洋房,有五进三个天井,宅前宅后都有花园,大门楼就有一丈多宽,俨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。如今,陈家老屋早被拆毁,老屋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,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,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,说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、陈乔年家的旧址,并没有提到陈独秀。
  当然,陈独秀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大户人家的子弟来看。在自传章他便自嘲说,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,出生于一个小户人家。其实,陈家乃书香门第,12代鸿儒,却没出过一个大官,没出过一个举人,到他父亲这一代仍是屡试不中。后来,父亲只好到苏州一个将军家当了家庭教师,在陈独秀3岁时,父亲就病逝了。
  19世纪末的中国,科举仍是寻常人家为孩子设计的出路。到了陈独秀这一代,陈家人丁并不兴旺。父亲去世后,他和哥哥庆元作为家里下一代仅有的两个男丁,被过继给了四叔陈昔凡,陈家上下对陈独秀寄予的希望可想而知。陈独秀的祖父十分严厉,人称“白胡子爷爷”,他把希望全寄托在这个小孙子身上,恨不得他几日就能熟读四书五经。可陈独秀从小性格叛逆,不喜读书,更不喜作八股文。因此,他总是挨打,背不出书就挨板子。不过,不论怎么被狠打,陈独秀就是不哭,气得“白胡子爷爷”连板子都扔飞了。
  在陈独秀的回忆里,爷爷的板子没有让他流过一滴眼泪,而奏效的却是母亲的哭泣。为了能让陈独秀光耀门楣,母亲安排哥哥督促他读书学习。哥哥特意选来行文活泼的《昭明文选》等给他看,陈独秀越看越起劲,后来还称“自己成了选学妖孽了”。
  17岁那年,陈独秀参加了当年的院试。老师出了一个很奇怪的题目:“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”,它来自《孟子》梁惠王里边的两句话,出题的人把前后两句各截取了一半连在一起,陈独秀一看这乱七八糟的题目,狗屁不通,也索性用狗屁不通的文章来对付。他把《昭明文选》和《康熙字典》上的关于鸟兽虫鱼草木的难字、怪字和荒谬古文,不管三七二十一,上句不接下句、牛头不对马嘴,写了一篇长文交给考官。考官一看就蒙了,上下打量陈独秀,问他的年龄,嘱咐他好好上学。陈独秀以为考砸了,回来便向哥哥和母亲认错。谁知,结果竟然得了名,中了秀才,村里一下子轰动了。
  一个备受打击的文人
  成名之后,陈独秀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包办婚姻。当时他十七八岁,不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,由叔叔和母亲做主,稀里糊涂地跟一位叫高晓岚的女人结了婚。遗憾的是,就像鲁迅、孙中山的原配一样,她是个旧式女子,文盲,希望自己的丈夫老老实实待在家里,本本分分过日子,特别是不要去造反,不要参加“乱党”。陈独秀恰恰相反,后来一辈子造反、冒险,所以两人在一起时常不说话,一说话就吵架。婚后一年,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出生,那时,戊戌变法正如火如荼,新学盛行,他看《时务报》,宣传新学,后来干脆在安庆搞了个代销处,卖起了进步刊物。不久,他作出留学日本的重大决定。
  1901年10月,陈独秀进入东京弘文学堂师范科学习日语。在日本期间,他结识了一批很好的朋友,如苏曼殊、章士钊、章太炎等。1908年,自小教他习字的哥哥庆元在东北因肺病去世,陈独秀悲痛至极,亲自到东北将兄长的灵柩接回安庆。就在这时,家里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给他沉闷的生活带来了生机。
  这位女客叫高君曼,名如其人,委婉动人。高君曼和陈独秀的原配夫人是同父异母的姊妹,她活泼开朗,思想开放,是个新式学生,很欣赏姐夫的造反精神。陈独秀和高君曼一见如故,他和胡适的不同是,陈独秀不是旧道德中的楷模,他是要造反的,不管周围人怎么看,他领着高君曼私奔了。
  1909年私奔后,高君曼随陈独秀享受过短暂的安宁、温馨以及革命胜利带来的荣耀,但终以失败、逃亡、惊险和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告终。后来,如陈独秀所说,发展到“静待饿死”的程度。在这种情况下,陈独秀不得不离开妻子和孩子,再度前往日本,帮助章士钊操办《甲寅》杂志。1914年11月10日,他在杂志上发表名为《爱国心与自觉心》的文章,次采用了“独秀”的笔名,那一时期,他以独秀为名,在《甲寅》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,这个名字也在国人中日益叫响。不久,高君曼得了肺结核经常咯血,陈独秀不得不回国照料,也就是在回国的船上,他开始酝酿自己创办杂志。
  1915年9月15日,16开本的《青年》杂志(后更名《新青年》)期问世。在创刊号上,陈独秀发表了名为《敬告青年》的发刊词,并且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。那是他一生中辉煌的手笔,以至于今天,那篇字数不多的发刊词仍然占据了独秀园显眼的位置。文中,陈独秀提出一个新的价值观,条就是自主而非奴隶,要有独立人格,实际上,直到今天,这一价值观也没过时。
  陈独秀迎来了人生中辉煌的岁月,他主办了中国有影响力的杂志,缔造了一场象征变革的文化运动。这段时间里惊心动魄的一幕,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。当晚,陈独秀西装革履,向下层露台看电影的群众散发《北京市民宣言》,这让这位“五四运动的总司令”身陷囹圄。那时的陈独秀虽然40岁,人到中年,但连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“年轻”。陈长璞后来感慨,祖父以一个意气风发的文人书生去从事政治,纵于性情,痛快酣畅,不仅不懂得明哲保身,而且也没有“稳坐中军帐”的风度。“五四”的那次入狱,让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很大,据胡适回忆:“动荡的时局牵扯着陈独秀日益增长的政治神经,曾经踌躇满志、打算教育救国的想法在现实中备受打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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